薛澜  贾惠淇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提到：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法实现自己的大学梦，于是到贫民窟和码头去拼搏，在社会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沉浮打拼，锻炼意志，最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代人，他们经历了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也赶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浪潮，这种经历让他们历经磨难，也积累了财富，进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栋梁。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三届”（即“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我校1977级校友、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薛澜，就是其中之一。

他也有着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求学：从插队下乡到长理学子

 

1976年，薛澜插队下乡，来到河北省遵化县曹家堡公社沙坡峪大队。这个村靠山，农田不多，水果（包括面酸梨、山楂等）和山货（主要是京东板栗）是主要收入来源。

“最艰苦的是冬天刮树皮，要到北风呼啸的山上爬树，把酸梨树的外表老皮刮掉，据说这样可让面酸梨皮薄肉细。最好干的农活是秋天捡板栗，可以在山上找个地方烧堆火，架上一个小锅烧栗子吃。最累的农活是夏天麦收，这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抢收的同时还要把第二季赶快种下去，往往需要挑灯夜战。”

两年的基层经历，不仅增强体魄、磨练意志，更加深了薛澜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那时候，陈景润、杨振宁、李政道、蒋筑英这些名字，就像今天的歌星和球星那样闪亮。人们相信，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把在‘文革’中失去的十年补回来。”带着这样的憧憬，薛澜在干活时也不忘用功复习，梦想着到校园里和名家学者们共话科技与未来。

1977年，薛澜成功考入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kb官网）精密仪器专业。

当时的校园里，涌动着一股你追我赶的学习热潮，四年间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同学们刻苦学习的身影。“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好像要把所有时间，一分一秒都用在学习上。当时很多基础设施在恢复过程当中，我记得晚上经常停电，学校对面有一个工厂，那儿有路灯，停电的时候我们就跑到路灯下面看书。”回忆起大学的青葱岁月，薛澜十分感慨，“记得班上一个叫吴颐的同学，搞到一本《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我们就找上面的难题来做，做不出来就一起探讨。”基础学科比较难，老师就和学生一遍遍地过习题，拆解要点；英语基础比较弱，当时的朱慧芬老师从音标、口语、书写等方面仔细校正，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全方位掌握英语。

也正是在那一年，软科学概念被中国学界引进和讨论。对于爱看书的薛澜来说，这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尚处于空白的领域未来可能需要大量人才。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兴趣超过了工程技术。

从此，他的人生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

 

转型：从工程技术到社会科学

 

1982年，薛澜和几个青年教师被派往上海光机所，参加一项激光核聚变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期间，与很多科研人员的交流让薛澜坚定了改换专业的信心。他觉得，当时国家最缺的不是具体工程技术人才，而是科研管理人才。幸运的是，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的领导远见卓识，成立了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科学学研究机构。薛澜毅然决定，转型，去他并不熟悉但更想去的地方！

为了了解到科学学理论的最新动向，更深更专地走下去，薛澜走上了学英语、申请去国外高校就读的道路，并于1985年迈出国门，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深造。

回忆大学度过的时光，薛澜评价道：“对我来说，母校给了我进入工业化社会的身份证，让我从一个下乡知青成为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业化社会建设者。更重要的是，她给了我一个现代化社会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广博知识、理性思维、独立价值观和公共行为准则。这是让我终身受益的无价之宝！”

 

留学：从初识美国到感受世界

 

1985年，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薛澜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尽管托福分数高达627分，自以为英文很好的他刚到学校就遇到了困难，“给我们办手续的学生助理多是印度人，他们讲的英语超级流利，但我听了半天听不懂，开始怀疑我这英语是不是学错了。”

第一堂课，老师的口音慢悠软绵，整节课都是懵的状态；

第一次用电脑写作业，既新奇又激动，但结果忘了保存；

第一次进入美国超市，为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而震撼……

正是在这一次次惊奇、意外和试错中，薛澜真正体会到文化冲击的含义。

1987年至1991年，薛澜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这个学科专门研究那些以工程技术为核心的公共政策问题，只招有理工科背景但有志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博士生。单是入学考试，就要求一篇公开答辩的论文，以及3天内完成一项重大政策的分析模型。虽然不熟悉，但薛澜硬着头皮阅读材料，分析数据，连续3个通宵，终于通过了入学考试。攻读博士的这几年非常辛苦，但也让他真正积累了一个学者所必备的能力。

博士毕业后的5年，薛澜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和国际关系学院任助理教授。“离大学不远，就是著名的K街。美国一些著名的思想库和游说公司就驻扎在这里。工作之余，我参加了很多由这些思想库组织的活动，亲眼看到了思想库和游说公司是如何影响美国公共政策制定的。”

这段海外经历，让他从里到外体会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也从外到里重新认识了中国。“很多人都说，我们留洋学者崇洋媚外，但殊不知，正是在国外生活多年，才能看到西方繁华背后的体制缺陷与深层无奈，更能从平和、理性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的进步与挫折，更能从多元的历史比较中看到中国与外部世界矛盾冲突背后的光明与希望。”

1996年，满怀家国情怀的薛澜，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任教。

 

未来：从公共治理到工业革命

 

在薛澜看来，当下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公共政策出台。这些不止关乎普通民众利益，更关乎整个社会、国家的长远发展。因此，中国对公共政策研究有着迫切需求。“美国等国家的公共管理已经比较成熟，做研究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在中国，公共管理任何一点改善影响所放大的倍数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薛澜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领域，关注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收入机会与社会挑战。“不管是教育、科技还是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的具体政策，我们更关注它的背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政策的制定过程，面向未来，使它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其实是物理空间、信息空间、生物空间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人工智能是其中非常突出、有亮点的一项技术，其发展方向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仍然是弱智能应用，还没到强智能领域。“但幸运的是，在离强人工智能还比较远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公众就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有可能通过社会各方来讨论、协商，有意识地引导科学技术往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带来风险最小的路径上去发展。”

而为了应对这一趋势，教育也应该发生大变革。薛澜认为：一方面，可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是跨领域、多学科的技术，充满着想象力；另一方面，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重视人工智能给道德、伦理、社会规范带来的挑战。“我记得母校是全国最早的几所设立科学学研究室的高校。希望咱们能继续发挥这种‘敢为人先’的光荣传统，一体两翼，推动技术全面发展。”

虽然人在北京，但薛澜一直关注着母校的发展：“虽然咱们kb官网并不是一所有着非常深厚历史传统的学校，但这反过来也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毫无包袱地大步向前，大胆创新，敢于试错，真正办成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祝福母校，在不远的将来，能做出更广阔、更璀璨的事业！”